北 上 征 程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又开始了北上新的征程。新的征程，同样也是走的极其坎坷艰难。
移师懋功何处去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在国民党军队"围剿"強敌进攻的形势下，采取了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包围迂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因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红军队伍发展到4.5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也大幅度扩展。
红四方面军为寻找更大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即向四川西北、甘肃东南部的川甘边界发展，同时也为配合和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一带的作战，以便能粉碎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3月底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英勇激战，获得渡江成功的重大胜利，由此打破了蒋介石的企图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计划，并很快控制和占领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的新区，部队人数也很快发展到8万余人，大大地扩展了川陝革命根据地的地域范围，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发展形势的局面。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却对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前景和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作了悲观和极右倾的判断。认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全国革命会进入底潮阶段，而不是全国人民将由此掀起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而围剿红军的革命高潮阶段。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突破敌人的多道防浅，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和军委领导、会后在毛泽东和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下，四渡赤水、二进遵义歼敌两师10团战果、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红军已锻练成为不可战胜的铁军，蒋介石的围堵即将最后破产，整个革命形势已转向新的曙光将要来临。而张国焘完全没有想到和看到这些，而是认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很快进入四川，怕红军抵挡不住，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不是采取向敌人斗争的进攻，而是惧怕敌人的躲和跑。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陜根据地，把原定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在张国焘这一决策下，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了四川的理番（今理县）的懋功一带地区。
展开剩余85%夹金白雪红旗飘
中央红军全军渡过大渡河后，也知道红四方面军到达了理番的懋功一帶，于是中央决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陝、甘边界新的根据地。
红一方面軍没有停休，而是急速向北挺进，先后攻克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县城后，到达宝兴县西北的夹金山脚下的大跷碛地区。
红一方面军要到理番的懋功地区，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东线前边由于有国民党重兵驻守，不利红军通过。西线，是藏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坚持长期打压政策，至使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对汉人极其仇恨与敌视，故此线也不利红军的通过，而只有中线夹金山这条雪路可选择通行。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和懋功以南，海拔近5000米，常年冰封雪飘，山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山上没有路，只有厚厚的积雪和冻得象铁一样坚硬的冰。当地有民谚曰：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难登攀。很显然，大渡河后的又一个天险出现在了红军的面前。
我们能强渡大渡河，能飞夺泸定桥，难道就不能翻越夹金山吗？夹金山再冷，但红军心中有燃烧的革命烈火，一定能驱散夹金山的寒冷，夹金山没有路，但红军一定要在雪冰上踏出一条北上革命征途的道路来。战略上蔑视困难，但战术上要重视困难。红军派出多组人员，走访当地老乡，了解雪山情况，听取他们对登山的建议和经验。根据老乡提供的建议和经验，一是要穿好御寒的衣装，随帶烈酒辣椒，每人都要柱木棍，要在上午九时后下午三时前翻登，而且要求互相帮扶，争取做到不掉一个人，不拉一匹马。因当地比較贫穷，因此多的衣装和酒椒都找不到，只能找到每人一根木棍，但红军就凭这根木棍开始翻越夹金山了。
开始登山的先头部队是王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四团从山脚下的大跷碛村集结，吹起响彻四方的军号，唱起几宋亮的歌声，浩浩荡荡出发了。尖刀班首先用刺刀尖在雪中边探路边挖登脚孔，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前进。走不多远，气温骤降，寒风和飘雪袭来，大雾弥漫，全身象刀刮一样的刺骨冷，越往高处，头晕气喘发作，有的人坚持不住倒下，其他人赶紧把他扶起，如果不及时扶起，就会倒下永远起不来。好不容易上到山顶，突然核桃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打到身上疼的钻心。下山較上山省力。刚下到半山腰，突然从远处传来枪声，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警觉，难道出现敌情。团长和政委举望远镜远望，见山下不远处是一个村庄，有人在村中走动，全团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下到山下再看，看到走动的人排着队还背着枪，再近一点看还能看到他们帽子上和衣领上还有红点，难道是红四方面軍的部队？于是让大家一齐喊红一方面军，对方很快答话红四方面军，果真是盼望已久的红四方面军的亲人，对方也看到了是红一方面军的亲人，双方相对方向跑步接近，终于合到了一起，大家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起，终于实现了两支大军的先遣部队的会合，随之而后的是两支大军主力部队的会合。
两河统一北上征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是藏族和其它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几乎没有汉人居住，人口稀少，地理环境是山高谷深，草地沼泽，粮食和食用植物不多，交通极为不便，经济特别贫困, 极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不利于抗日斗爭的开展。而此地以北的陝甘地区，地域宽阔，尽是平川粮田，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经侪也較为发过，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控制与统治較薄弱的地区，而且邻近抗日斗争前线的华北，便于抗日斗爭的开展和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斗爭的地区。为此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主张红军西退到少数民族居住、人烟稀少、经济极其贫困的西康、青海和新疆地区，他这是不敢和敌人展开斗争，而是逃跑偷安的极其错误啲主张，和中央北上的方针完全不合。
为了解决能够统一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据地这个重大战略方针的问题，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经过研究讨论，全体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坚持北上的主张。对此张国焘也表示同意大家人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文件。决定文件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爭、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注41）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认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在松潘地区的驻军，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注42）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自懋功出发北上，先后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多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6日到达了松潘县域的毛儿盖附近。松潘县，位于川西北边陲，是四川通往西北陝甘地区通道，也是兵家必爭的军事和战略要地，控制了松潘，就控制了北上陜甘的道路。据松潘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资料记载，为执行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先后发动了塔子山、马场和毛儿盖三场战斗。塔子山红军已经夺取了制高点的有利地形，但因胡宗南部反击很强，而张国焘不派四方面军增援，因没有援兵和弹药缼少而不得不撒退；马场战斗红军也取得胜利，但也胡宗南重兵压来特别是因援兵不到和不能及时补给而不能固守，最后只是占领了距松潘县城60里的毛儿盖。红军不能很好实施"松潘战役计划"，实现夺取松潘县城和整个松潘地区的战役目标，其原因就是张国焘口是心非不执行作战计划，没有令四方面军配合与一方面军共同发动夺取松潘的战役，不援助，不补给，严重危害了北进战略方针的很好推进。
两河口会议决定"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爭、退却逃跑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张国焘当时也同意反对这些倾向，但他口是心非，不实际还是坚持这些错误倾向，他怕同胡宗南部作战，借口给养困难，故意延宕，不执行他也参与的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仍反对北上而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的不利生存和发展的地区退却。更甚的是张国焘存有野心，"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的荒唐的理由，他自持枪多势众，公然向党爭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注43）1
芦花丛里是新村
"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注44）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而不及时派出部队参战，由于胡宗南部的集结部暑，使的原定的松潘作战计划不能实现，松潘的北上通道没有打通，红军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注45）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的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沙窝两次挽狂澜
为确保北上行动能很好行动，特别是为预防张国焘再犯不执行中央决议的错误，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坚持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重要性，强调创建川陝甘根据地是红军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特别要维护好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和克服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督促张国焘能率军北上，8月15日，中共中央又特意致电张国焘，再次从敌情、地形、气候、给养、交通、居民和抗日大局等方面说服张国焘，红一、四方面军一定均要经班佑北上，不能再拖延不定，更不能向西向南再走错误之路。
然而，仍然坚持错误的张国焘，还是不听中央的劝阻，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决议，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和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并又在密谋别的行动去向。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生病，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再次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会议特别通过决议，批评了张国焘仍不愿北上而企图使红军左路军西渡黄河，去向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新的严重错误。
斯诺拍摄的红军长征中通过的没有人烟居住的茫茫大草地
两帅化险建奇功
8月2Ⅰ日，右路軍从毛儿盖出发，克服了缺粮、缺衣而且又付出巨大牺牲伪代价，历时多日越过了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了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但却迟迟不见左路军前来会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9月初，张国焘才命令在阿坝的左路军中的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又令红五军返回阿坝，更离谱的是在错误道路上张国焘又迈出了更危险的一步，他不但不率领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陈昌浩准备率右路军南下。9月8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军委纵队不听命令就将他们扣留。
中央知道这些情况后，于9月8日又急速致电张国焘，再一次指出南下其前途极其不利，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更有国民党军队筑堡把守，红军绝无攻克的可能，仅而会让国民党军队从北面背后围堵而断绝退路，遭到被歼灭的可能。而且又指出南下的川康藏地区更是苦贫之地，天、地、人都极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北上则各方面都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开展。中央再一次要求张国焘在错误之路上停行，而在正确道路上北上前进。
张国焘仍然无视中央的劝告，仍于9月8日回电中革军委，仍顽固坚持"乘势南下"的错误主张。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开始施展阴谋，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也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机警的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为能确保执行贯彻北上正确的战略大计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的风险，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危险地境，并向全军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中央先行北上的理由。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中的有的干部不知道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立刻遭到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坚决制止，徐总指挥绝不容许红军在自已内部互相残杀，及时地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极其危险的武装冲突，保证了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和维护了整个红军的团结，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继续滚滚向前而没有停行。如果真的发生红军内部的武力冲突，那整个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均在凶险之中，整个红军队伍都在凶险之中，整个中国革命均在凶险之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起因张国焘阴谋的这场红军内部冲突危险之所以没有发生，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位元帅起了预警和制止的极重要作用，他们功不可没。
北达俄界再挽救
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率的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到达了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地区。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折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分岐。中央号召红四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做斗争，促其北上。"（注46）
张国焘一错再错，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向前走，中央也一直对他说服、教育、帮助，但张国焘还是不改。对此，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和讨论他的错误问题，会议做出对他的错误处理的决定，肯定他坚持去向川康藏边境，是退却而不是进攻，是错误的。他同中央的爭论，实质上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折和敌我力量估量的原则分岐。中央从大局团结的立场出发，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清张国焘的错误，同他的错误划清界线，抵制他的错误倾向并开展斗争，能促使其放弃错误倾向而北上同中央会合。看来中央还是对张国焘保持挽救的态度。
1935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到9月11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这一段征程，也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中，红军翻越了一座座空气稀薄的皑皑雪山，穿过了没有人员的茫茫草地，冲破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多道防线，特别是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軍的斗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行为，同样也极其危险，给党和红军同样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样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同样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这段有特殊意义的征程历史，同样也值得人们知道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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